2020新基建赋予新动力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新步伐
来源：中国建设报(北京天玑科技整理发布)“新基建”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中央相关会议中的多次提及，关于“新基建”的讨论在行业内迅速升温，各地方政府都把“新基建”当成新的发展风口，纷纷出台相关规划，相关企业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加紧布局。2020年，“新基建”可谓炙手可热。
“新基建”火爆的背后，其实是数字化转型的大潮流，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不断发展和完善，“新基建”将成为我国引领科技和产业革命、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智慧社会和数字中国的重要抓手和推动力。
什么是“新基建”
2020年3月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从局部、小范围的部署到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狙击战中，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加之国家层面对“新基建”的密切关注，使得其成为众多行业完成数字化转型的着力点。
一时间，“新基建”成为舆论的热点，不断有人加入关于“新基建”的讨论，越来越多人对“新基建”进行解读，其中认可度较高的是央视的解读，将“新基建”分为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但各界对于“新基建”的理解莫衷一是。
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3个方面。
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的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胡权认为，官方定义的出台可以说对行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是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新基建”有了明确的范围，更便于规范行业发展，有利于“新基建”口径、端口、标准体系的统一和建立，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次是明确了边界，让各地方和企业在推动“新基建”建设时可以有的放矢，不再盲目，而且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又留下了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各地方和企业可以集中自己的优势力量突破，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基建”，发展数字经济。
为什么发展“新基建”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词在我国第一次被中央正式提出。此后，中央相关会议又多次提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进入2020年，中央会议更是密集提到“新基建”：2020年1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202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各地也兴起大力发展“新基建”的热潮，各行业关于“新基建”的讨论也是越来越热烈。
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逐渐趋于饱和。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认为，除部分地区外，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传统基础设施已趋于饱和，增加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带来的边际效应是不断递减的，不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过度投资只会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发展“新基建”是大势所趋，也是必然的选择。
工业4.0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胡权认为，如果继续发展传统基础设施，可能会形成过剩的局面，是对资源的浪费，而且“新基建”相对于传统基建优势是十分明显的，更符合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缓解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在胡权看来，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大量企业停工，居民失业率增加，为缓解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成为应对经济下行和实现“六稳”、“六保”的重要手段。徐洪才认为，无论是从当前应对疫情冲击、稳定经济这一角度来看，还是从未来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发展“新基建”都是十分重要的举措。
发展数字经济的必然需求。徐洪才表示，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不断升级，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全球趋势，是抢占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手段，而“新基建”中的部分重要内容就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是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服务的。 从短期来看，这是为了让经济尽快恢复常态化，从更长远来看，是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未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抓手。
尊重市场规律，加强行业监管
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的投资方式有着很大不同，“新基建”鼓励吸引民间资本投入，以更大限度发挥市场的作用。北京大数据研究院智慧城市实验室主任王鹏认为，投资方式的不同是由新旧基建的本质区别产生的，传统的“铁公基”等基础设施大都是可由全社会直接使用的公共设施，所以主要由政府投资建设。而新型基础设施，尤其是其中的创新基础设施和很多信息基础设施是产业化、市场化运营的。
胡权认为，相对于传统基础设施，“新基建”的专业性十分强，而一些专业性企业也有投资的欲望，所以如果能在国家层面给予相关政策支持，吸引民间资本的投入并非难事。胡权补充说，经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多政府都不堪其累，即便是之前盛行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随着项目不断增加，也是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所以近年来声音越来越小。因此，无论是从资源调配的角度还是从技术性来看，吸引民间资本的投入都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
居安思危才是智者所为，虽然民间资本的投资好处良多，但是既然是市场化行为，加强监管是十分必要的。在徐洪才看来，“新基建”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一是作为基础设施的公益性，一是民间资本的商业性。要想两者兼顾就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因此，要避免企业过分追求商业利益，加强监管是十分重要的，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也不能完全放任市场行为，这就要求主管部门把握好监管尺度。
胡权表示，民间资本就是商业资本，商业资本肯定是更趋向于利益最大化的，这就很可能会形成垄断，因此，完善相关法律与监管制度十分必要。同时，也要为企业营造公平公开的环境，为行业发展形成良好的生态。
王鹏还认为，加强政府引导是十分重要的，“新基建”建设既然是市场化投入，自然面临着需求自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比如5G，在早期并没有有说服力的应用场景，可能3到5年之后才会真正产生价值。数据中心更加典型，整个行业已经面临“过剩”建设，在无明确需求的前提下大量超前建设类似设施，并无价值。而且信息化的基础设施更新换代和成本下降比传统基础设施更迅速，提前建设甚至可能造成彻底浪费。这些都是市场行为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政策的支持与引导以及主管部门的监督对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发挥“新基建”的产业集聚效应
“新基建”建设整体来说并不是一个行业，而是整个社会和城市的数字化改造过程，这意味着对所有行业的改造和提升，没有任何行业可以置身事外。对大家来说，都是挑战，也是机遇，所以发挥“新基建”的集聚效应，对于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
“新基建”是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是经济生产、居民生活、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进行数字化转型必需的基础设施，是新一轮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以5G为例，一张5G网络连接了从通信设备厂商、通信运营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消费者到各行各业实体的上下游产业链，支撑起了庞大的新一代信息产业，并且还在渗透到其他各个领域，“5G+”的场景不断涌现，形成了强大的溢出效应和牵引效应。
从各地出台的政策不难看出，“新基建”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更是一种数字化转型的思路，已经渗透到各行各业，让全行业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从短期来看，可以对冲疫情影响，为稳经济、稳增长助力，满足数字经济发展需求;从长远来看，将助力产业发展。同时，“新基建”也将激发更多新需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出更多的新模式、新业态，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胡权看来，“新基建”就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而数字经济不是一个行业、一个领域或者是一个地区的事情，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全球化趋势。而“新基建”带来的溢出效应将极大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与数字化转型进程，“新基建”建设俨然已经成为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先机的重要举措。 徐洪才表示，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经济体之间还是存在差距的，但是发展数字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是缩小甚至磨平差距的良机，尤其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新基建”的迅速发展更让发达经济体感受到了“中国速度”。
因此，“新基建”不仅是某一行业的事情，而是需要全行业产业链的各方齐心协力，找到技术和商业的最佳契合点，建立良好产业生态圈，让“新基建”成为智能化、数字化、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满足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需要，从而创造更大的综合效益和社会价值。
“新基建”与智慧城市融合发展
智慧城市本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索城市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方式，使城市真正具备感知和思考的能力。王鹏表示，新型城市基础设施也是融合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的主要组成部分，除综合管廊外，整个能源和基础设施体系都面临着深刻的重新发明，能源互联网、新型智能管网都是巨大的产业体系和改造工程，而目前还处在概念阶段。一旦城市“新基建”建设真正启动，我国将在本次城市革命中遥遥领先，可以说重新定义了整个城市的运营和管理方式。而5G、物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是城市“新基建”的一部分，也是城市“新基建”实现连接更为基础的保证。
可以说，“新基建”从诞生之日起便带有智慧城市的属性，而智慧城市建设又是“新基建”落地极佳的场景，“新基建”与智慧城市二者密不可分，但又是相对独立的两个概念。在胡权看来，智慧城市建设多年来一直“不太完美”的原因之一就是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不齐备，基础设施的缺失使得智慧城市更像是一个“半成品”。
徐洪才表示，智慧城市与“新基建”是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从短期来看，“新基建”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为现阶段智慧城市的发展服务，从长期意义来看，“新基建”将显著提升城市群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智慧运营效率，进一步推动智慧城市向着理想的方向发展。徐洪才还表示，“新基建”是我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
智慧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涉及感知物联、网络通信、计算存储、数据与服务融合以及智慧应用等诸多环节，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信息的互联互通，需要政府部门和企业在各个层面进行紧密合作。由此来看，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基建”与智慧城市建设相辅相成。从本质上来说，“新基建”建设目的就是建成智慧城市，发展数字经济，让智慧城市建设路径更加清晰，通过信息技术积极赋能城市精细化管理，推动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不难想象，在“新基建”的“加持”下，社会治理、生产制造、民生服务等各方面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城市变得更加“聪明”，城市基础设施变得更加智能化、数字化、便捷化。通过“新基建”将加强数据信息的获取和处理能力;作为经济活动开展的支撑条件，基础设施对于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新基建”将为产业结构的变化甚至产业的更替提供动能，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新型基础设施通过产业的智能化将极大解放劳动力，提高产业劳动生产率，从而留出大量时间让劳动者享受生活……可以说，城市居民一直向往的智慧生活正在成为现实。
从信息化发展角度看，以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已使智慧工程建设具备信息基础和产业基础；同时，不断提升的工业设备智能化水平，也为智慧工程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技术支撑，但纵观诸多工程的信息化或智能化建设，均存在不系统、不全面、不统一，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信息孤岛、数据碎片等问题。因此，深入推进智慧工程实践必须正确处理好信息技术和管理技术的两者理论关系，采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两轮驱动模式，实现两者的完美融合，保障各业务数据量化和集成集中共享，统一决策平台和管理智能协同。
通过智慧工程建设不仅可以促进工程建设管理单位内部生产关系的转型升级，完成与“互联网+”社会生产力的和谐对接，还能进一步释放企业员工的创新创效活力，为工程建设管理单位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北京天玑科技想做的"智慧工程"是在工程建设领域的行业具现，是一种崭新的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它通过使用北斗导航定位系统、各种传感器、数传终端等物联网手段获取工程施工过程信息，上传到云平台，保证数据安全，并用北斗定位系统和BIM技术对工程进行精确设计和模拟，减少施工失误和重复施工。并将此数据在虚拟现实环境下与物联网采集到的工程信息进行数据挖掘分析，提供过程趋势预测及专家预案，通过手机，报警器等终端把重要信息传递给相关人员，实现工程可视化智能管理，以提高工程管理信息化水平，改善工程质量。
智慧工程的目标： 1.全生命周期管理。通过实施信息化基础建设和打造标准统一、流程规范、业务量化的工程管控体系，形成全面感知、全面数字、全面互联、全面存储的管理形态，实现从发展规划、项目立项、前期设计、建设实施、竣工验收、移交运营到工程寿命终止的全阶段、全周期管理。 2.全方位风险预判。通过对工程建设过程中各种风险数据管理和管控模型分析，形成大感知、大传输、大储存、大数据、大计算、大分析的管控体系，实现全方位、全过程风险识别和预控。 3.全要素智能调控。通过打造工程建设中业主、设计、监理、施工、政府等相关方互联互通，彼此协调，形成枢纽工程安全、质量、进度、投资、环保与物资供应、移民搬迁、电力送出等专业专项智能协同和统一高效的管控体系，实现全专业、全要素智能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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