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研究 寻找理解中国建筑演变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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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纪以来，建筑、雕塑和绘画便是美术史（Fine Art）的三个基本门类，“艺术史之父”瓦萨里为这一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西方艺术史研究为学术起点的喜龙仁，对中国艺术史研究亦主要涉此三类；然不同时期，聚焦点却不尽相同。如果说，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在喜龙仁所处时代还是一堵“墙”的话，那么，中国建筑可算作他进入中国艺术世界的“门”。

1 被中国建筑的美深深触动

美国学者费慰梅在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序言中说，梁先生开始中国建筑研究之时，“第一批专谈中国建筑的比较严肃的著作在西方问世了”，并提及两位代表性人物，一位是德国建筑师鲍希曼，另一位就是瑞典艺术史学者喜龙仁。费慰梅转述了梁思成多年以后对这两位西方学者的评论：“他们都不了解中国建筑的‘文法’；他们对中国建筑的描述都是一知半解。在两人之中，喜龙仁较好。他尽管粗心大意，但还是利用了新发现的《营造法式》一书。”

在这里，我不想比较喜龙仁、鲍希曼等域外学人的高低劣胜，只想指出两点：一、鲍希曼和喜龙仁这两位西方学者的研究路径，与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研究诉求相去甚远；二、在西方学者中，喜龙仁的中国建筑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上引梁思成的评论，实际上折射出近代中国建筑研究诸团体之间，既存在借鉴与回应，亦存在竞争关系。除却教育背景的差别，不同的文化立场亦需进行讨论。

在近代世界建筑史的写作体系中，英国詹姆斯·福格森和弗莱切尔父子叙事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刺激了日本学者对东方建筑史的自觉。梁思成毕生所愿就是以建筑结构的风格演变，撰写一部中国建筑发展史，以回应弗莱切尔对东方建筑“非历史性风格”的论断，这也是中国学者在特定语境之中的历史选择。

如果说，鲍希曼半个世纪的中国建筑研究和写作，核心宗旨在于通过中国建筑理解中国文化，进入中国人精神的领地，那么对喜龙仁来说，中国建筑究竟意味着什么？他被中国建筑的美深深触动，他想理解这份美显现的形式，用一个艺术史学者的眼光追寻中国建筑形式的风格，理解它们何以演变为眼前所见的形态。而这也正是梁思成要为中国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中寻找位置的诉求。

2 测绘记录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喜龙仁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最早的专著是1924年在伦敦出版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近年来，中文世界已有多个译本面世，读者对这本书的喜爱，似更多在于其优美的文字表述、精美的测绘图，以及那些今日不复存在的历史古迹。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作为一个辉煌时代的象征和技艺，离我们渐行渐远；同时，梁先生对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城的规划愿景，成为今日堵在通勤路上北京人对另一种未曾实现的“美好”的遐想。然而，喜龙仁不仅是这份图景的亲历者，更用文字和照片将其永久定格。他在开篇就提到，“这本书起意于北京城门的美，是它们作为中国都城景观的标志和象征，对于古老的建筑、青翠的树木和颓败的城池的美妙衬托，以及在建筑上的装饰价值，促成了本书的撰写”，其核心问题是要探讨“城门艺术风格”。

他深知，“中国人设计任何一座建筑，无论是房屋、庙宇，还是整座城市，都不会仅仅考虑美学和实用性，而是有更深层和重要的目的。”然而，他并不想“深究中国的各种象征”，因为“对于西方人而言，它们太过抽象含混”。在测绘精度并不理想的情况下，他依然尝试着用一种“科学”和“历史”的方法，对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进行研究，“去深入探索它们的营造历史和修缮过程”。

他在开篇用两个章节对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地理和历史语境进行陈述。如果说第一章“中国北方城市城墙概述”是一种颇具文学性的描述，那么，第二章“北京旧址上的早期城市”，则是采自《顺天府志》和俄国东方学家布莱资奈德的《北京及其周边的考古和历史研究》，对北京城早期的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依据保存和修葺状态、营造方法、碑刻铭文、砖石规格，对城墙进行分段和年代考证，将内城的内侧墙进行分段描述，又对内城外墙的墩台数量、残存情况、修建年代进行考证。

喜龙仁对其方法论的依据作出如下说明：“城墙的砖砌内壁是由不同段落衔接起来的，而各段在修筑年代、工程质量和砌筑技法上都有差别。很多段城墙的修筑年代，都可以从镶嵌在墙上的碑记断定，这些碑记不仅记录了修建的年代和规模，还记载了监修官的名字。”

对外城城墙的研究方法和内城城墙一样，亦是历史和当下遗存的整体性考察之后，对内侧壁和外侧墩台进行了描述。此外，喜龙仁还对内城城门（阜成门、西直门、齐化门、东直门、哈德门、顺治门、前门、安定门和德胜门）和外城城门（西便门、东便门、沙窝门、彰义门、左安门、右安门、永定门）进行考证和描述。城门的测绘图，是在喜龙仁的监督下由中国绘图员绘制的，建筑学说明则得到英国建筑学院贾普（Jupp）的校阅。

可以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把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定格在了20世纪初，书中的信息和图片，让这个时期的北京变得可视、可感、可追忆。他试图呈现的是一个聚集着中国历史层累的“历时性”存在，尽管他自谦“这里展示的成果绝不是最终的”，但无疑是一座里程碑。

3 探寻中国建筑的风格演变

1926年，《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第一卷以法文在巴黎出版。次年又出版了第二卷和第三卷，这两卷主要是摄影图片。该书共有274张摄影图片，全部来自喜龙仁1922年在北京的拍摄，这些图片按照一定的秩序进行了排列，首先是紫禁城的城墙、城门和城池；接着是外城的城墙和城门；然后是三大殿，从景山开始进入南海、中海和北海的“三海”宫殿群和建筑景观，继而是圆明园、颐和园和香山静宜园。最后25张图片则是5座王府和亲王府的建筑和庭院。北京皇城建筑在这里呈现为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和历史层累的整体。

如果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与《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聚焦于北京建筑本身的呈现和探究，那么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早期艺术史》中，建筑则是作为中国艺术史的构成而得到阐述。

在《中国早期艺术史》中，有对独立建筑形式的讨论，但重在依循材质木构这一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类型和特征，重点探讨曲面屋顶、大殿、塔、牌楼、勾栏和门廊等几种建筑形式，同时兼顾中国建筑的夯土、砖砌和石材建筑等营造技术。最后部分试图勾勒中国建筑的历史演变的问题。

对比德国学者明斯特伯格《中国艺术史·建筑》和鲍希曼《中国建筑》，不难发现喜龙仁中国建筑研究的问题意识和主要特征。结构演变和风格变化的历史，是喜龙仁关注的核心内容。

喜龙仁试图以西方的建筑史观念，来寻找理解中国建筑的钥匙，希望找到与西方“古希腊梁柱-罗马拱券-哥特尖顶”这样结构演变类似的历史序列。然而，他呈现的序列远不如“中国雕塑”那样清晰。后来，梁思成以建筑式样（平面布局、立面、斗拱、装饰等）为调查中心，以样式（Order）的演变为依据建构中国建筑的历史，与之相应形成一套鉴定与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方法，钩沉中国传统建筑的“文法”和“语汇”，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梁思成完成了喜龙仁未能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非常重要的文献依据就是宋《营造法式》和《清代工程则例》，这也是缘何在本文开篇提及，喜龙仁因利用新发现的《营造法式》，而比他同时代的域外中国建筑研究学者要略胜一筹。

《中国早期艺术史》后，喜龙仁沉迷于中国绘画藏品和绘画史的研究，直到上世纪40年代末才重拾中国建筑研究，而这时，他探究的是“中国园林”。聚焦中国园林，是喜龙仁重访往昔，在欧洲纷繁的战争中寻求心灵庇护的一种表达。或许中国园林能够把自然、绘画、建筑、雕塑，甚至他自己，以一种和谐而富有韵律的形式呈现为一个整体，他也把自己浸润成了中国艺术的一部分。